论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和深远影响

  曾说过：“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斗争的主要内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是在中央红军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上成立的。中央苏区斗争史，实质上就是中央红军反“围剿”斗争史。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在中国革命史和党史上地位十分重要。它对当时的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并对以后的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以后中国革命的政权、军队、人才建设等提供了扎实的实践基础和丰富的理论指导。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严重削弱了蒋介石政府的反动统治，歼灭了大量军的有生力量，发展壮大了中央红军。中央苏区军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1930.11—1931.9）连续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歼灭了军大量有生力量，严重动摇了军军心和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据统计，红军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歼灭军共10个师5个旅计7.5万人，其中俘虏军4.6万余人，缴获各种3.6万余支，迫击炮七八十门，子弹五六百万发。被红军歼灭或遭受重创的军部队，长时间难以恢复战斗力。第三次反“围剿”期间，永吉泰特委从军第十四师某旅部的传令兵身上缴获9封该旅军官给家人、朋友的信件，每封信中无不透露出对红军的惧怕、对“剿匪”厌恶、对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参加“围剿”的第二十六路军官兵1.7余万人后来在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就是军心动摇的最有力的例证。蒋介石置日寇侵华气焰日益嚣张于不顾，无心抗日，专事“剿共”，却连遭惨败，引起国人极大不满，致使内部矛盾激化。加上粤桂地方势力连连发难，敦促蒋介石辞职下野。迫于各种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1931年11月15日通电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之职。中央红军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得到严峻的锻炼与考验，战斗力大为提高。红一方面军的兵力逐渐由开始时的近4万人发展到10余万人。两军对峙中，红军总是以劣势兵力，迎战大于自己几倍或近10倍的敌军而毫不惧色，沉着应战，不仅实现了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到第四次反“围剿”时，已成功地应用了大兵团伏击战，且能成建制地一次歼灭敌军1个师乃至更多的敌军。在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利用缴获敌军的装备，建立了自己的工兵、炮兵、无线电通讯兵，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兵种。并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后勤保障体系及红军的领导指挥体系，这使得中央红军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同时有效地提高了红军的战斗能力。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创建、巩固和发展了中央苏区，捍卫了苏维埃红色中央政权。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大本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其创建、巩固和发展与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战事的战局休戚相关。正是因为中央苏区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迎来了根据地的迅速扩展和中央红色政权的诞生。至1931年9月，也就是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战争战事胜利结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已连成一片，正式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由于主政瑞金的出色工作和红军总部“居中指挥”的军事需要，苏区中央局研究决定奠都瑞金。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宣布成立，随即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的领导人，正式确立了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政权、武装、群团、法制、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积极开展大规模的红红火火的建设活动，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从而有效地稳定了社会秩序，增强了经济实力，巩固了红色政权，改善了民众生活。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很快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精干、高效、廉洁的政府。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爆发，26路军17000余人在地下党组织的策动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宣布起义加入红军，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壮大和发展了红军的力量。1932年春，红军攻打赣州，久攻不克。随后根据的建议，4月至8月，红军攻占漳州，恶战水口，连克乐安、宜黄、南丰、宁化四城，中央苏区得到巩固发展。尽管宁都会议在“左倾”教条主义的下，错误地批判了的战略方针，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红一方面军在军事思想的深刻影响和周恩来、朱德的卓越指挥下，不断克服“左倾”路线的干扰，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于1933年2、3月间在宜黄南部的黄陂、草台冈战役中，歼敌三个精锐之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中央苏区，而且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1933年4月，苏区闽赣省成立。同年8月，苏区粤赣省成立。此时，中央红军辖有一、三、五、七军团，近10万人；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大胆进行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伟大实践。“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艰难的创新过程。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出“红色政权”理论和赋予“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以完整、系统而科学的内涵，是他创建农村根据地的第一次实践。朱毛出击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确立了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创建中央苏区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中央苏区由此成为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重要实践阵地。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中指出：“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中央苏区正是这样一块“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这个阵地正是中央红军四次反“围剿”斗争这一个艰难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央红军四次反“围剿”的斗争过程，实质上也是践行“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实践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以他的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以中央苏区这个伟大的阵地舞台，经历了历史上最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开展了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及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5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在中央苏区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中国人以其超人的胆略和智慧果敢、坚定地演绎、历练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战略。以同志为代表的优秀中国人依靠并依托这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前推进，一片一片地发展壮大到全国基本区域，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取得全国性的革命胜利。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发源于井冈山，形成在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是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是创建、巩固和捍卫中央苏区的重要支柱。他是、朱德、周恩来等中国人亲自创建、领导和指挥的中央红军，是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主要力量。该军拥有红一、三、五、七、八、九共6个军团10万余人，是当时全国苏维埃区域最大的红军武装部队。这支部队经过三湾改编、赣南三整和古田会议的洗礼，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在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摧毁了近百万军队的疯狂围剿，歼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战功卓著，军威显赫。“朱毛红军”在中央苏区一度成为战无不胜的神话。“朱毛红军的经验”还被推广到全国各地苏区，促进了许多根据地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中国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依靠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理想信念，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创建了人民共和国的雏形——红色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政权，巩固、发展、扩大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了红军，改变了自井冈山下山以来被动的局面，红军得于安身立命，开创红军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新生涯。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在当时实际上已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红一方面军成为中央苏区及其新生红色政权赖以生存和维系的坚强柱石。今天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人民所锻造的听党指挥、信念坚定、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的精神品质与当年苏区红军是一脉相承的，他是今天人民的前身。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人开始自己探索武装革命的道路，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赣粤边、闽西等地三年游击战争的结束，中央苏区的武装斗争前后经历了10年之久。中央苏区10年的历史，正如同志所说“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因其时间长，跨度大，风云激荡，岁月峥嵘，对敌斗争惊心动魄以及军事斗争的极其艰苦卓绝，红军从处于劣势到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最后形成坚强的武装部队。这个漫长的军事斗争过程中，从井冈山下山时红四军3600人来到赣南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到后来在中央苏区发展壮大起来的红一方面军，拥有一、三、五、七、八、九军团，人员达十万之众，期间经历了大小无数的战事，特别是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四年的磨练，是红军建制以来我军作战规模较大、兵员投入绝对数量较多、战争维持的时间较长、对敌战争艺术较娴熟的时期。与敌长时间的军事斗争培养和造就了我们自己的军事谋略家、军事指挥家。这些从中央苏区走来的军事人才，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后，一度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将帅和我国军队建设的中坚力量。这些卓越的军事家中不仅有、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一批政治领袖，共和国的一代开国将帅中，“十大元帅”中的8位（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十大将”中的7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上将中的34位，中将中的106位，少将中的440位，都曾在中央苏区的这块红土战场上纵横驰骋，屡建奇功。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是这些军事家成长的沃土，是军队人才建设的实践基地，是人民军队战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民军校。在这里他们在演绎军事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经典，演绎勇敢与智谋的完美组合。红军中央苏区四年的军事斗争经历，是南昌起义以来我军军事斗争成果最明显、声势最为显赫、军事斗争经历最为丰富的时期，红军在这一段时期经受了政治上最为错综复杂、军事上最为险恶的磨练，克服了艰难困苦，实现了转败为胜、变被动为主动的局面。应当说这个奋斗和拼搏的过程是红军将领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同时也培养、造就和历练了一支听党指挥，信念坚定、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的将帅队伍，为以后我军的正规化军队建设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根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就是积极防御战略军事思想形成的全过程。1928年，在领导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中，针对当时的敌我情况，总结了初期作战经验，制定了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作战“十六字诀”的原则。从1930年夏季开始，红军在中央苏区得到较大发展，约有3万余人的正规部队，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基本上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一段时期，主力红军的作战原则也适应当时的形势适时的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它是一个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红军的战略战术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到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来了。红一方面军运用“诱敌深入”战略，粉碎了敌人第一、二、三次“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使我军作战原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同志对我军战略战术创造发展的重要贡献。同志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其主要内容有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原则，形成了的以人民战争为基础的积极防御的基本战略军事思想。同志的积极防御战略军事思想是同志从红军战争和根据地的实际出发，提出并坚持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根据地内予以歼灭的战略方针；坚持慎重，战则必胜，打好第一仗；坚持打运动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坚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速决战等一系列独具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作战原则，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为军事思想的形成构筑了框架雏形。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斗争的主要内容，是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红色中央政权赖以维系和生存的基础。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与中央苏区的各项事业唇齿相依，可以说没有中央苏区的反“围剿”胜利，就没有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对中央苏区的支持是直接的有力支持，其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正是经历了中央苏区斗争的十年磨炼，中国革命才从容应对革命征程当中的各种艰难险阻，一步一步走向成功，走向成熟。（王检生）